一个关于八十年代的版本
这就是附中最后一年在陕北黄土地，那时我的注意力都在景上而不是人上
当年有首关于八十年代青年的主旋律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的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的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就是一种和忧郁症毫无关系的傻白不甜的八十年代式的乐观主义，这些歌词，在现在看来积极乐观得近乎荒诞。二十年已经过去，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已经为父为母，有时北京城在没有雾霾的天气里也会现出黄金的颜色，那总能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城市在金色的夕阳里像一架蓄势待发的航船。
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晴天好像特别多，也许是年轻，也许是那时的物质生活实在贫乏，可获得的信息也实在是有限，那时A点到B点的距离比现在要远，城市的概念，也就是三环以内那么大的一块地儿，东边还没成为文化密集的地段，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从北边到西边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每个人的生活范围好像很有限，而每件事情在心里的分量也会显得更重一点，保留时间长一点。
我是1984年考上中央美院附中的，那时的附中在美术馆旁边，那栋楼现在还在，就在三联书店隔壁，可已经不知道属于哪家公司了。那栋楼和当年王府井中央美院的旧址的工作室，都是早年苏联专家设计的，墙壁厚实，教室宽敞，最让人心仪的是专业教室的天光设计，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天光，本身来自于欧洲学院教育体系的审美，源自古典主义时期的“神圣之光”，我想应该与基督教文化里教堂的理念相关。一天里阳光从东到西，好的天光教室屋顶的壁厚以及玻璃窗户倾斜的角度要有科学的计算，让光线整天能照进来，而不会直射到教室里面任何地方，均匀透彻，整个教室的白墙是最有效的反光板，把头顶而来的光线均匀地反射到整个教室，所以空间里几乎没有死角，感觉就是在头顶有一盏巨大的无影灯，模特脸上的阴影比侧光或者散射光要立体很多，也比一些现在盛行的考前班打灯光画模特的那种假光要高级很多。我后来在一些国外美术馆的空间里，见到过类似的“神圣之光”，你感觉不到明确的光源，只感到整个空间沐浴在一种柔和通透的光线里，西方人的皮肤颜色非常白皙，在那样的光线里像变得透明，阴影里的皮肤不会是暗黑色，而是有一点血管的红色和青色隐隐现现，我想这就是油画的文化，要知道颜色是在光里诞生的，不同的光会让人产生不同的色彩认知，优美的顶光是古典主义的美学，它滋养的不仅仅是对形体、对颜色的认知，也是一种对神圣之物的敬畏之心。
隔着两站路的中央美院本部，是我们当时这些附中生的向往，我们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日后肯定能在那里继续艺术梦想。那儿一样地有苏联专家设计的顶光教室，但在记忆中，比附中的教室要暗很多，我想应该是因为学生把教室分割成很多小空间，大家割据地盘，独立一隅，分割空间的同时，把光线也遮挡了很多。但那种私密感让人即刻有大学生属于成人的仰视之感，那样“自己的”空间更是骄傲神气，它暗示的独立性仿佛是独立人格的隐喻，每每让我们这群高中小屁孩儿在敞亮空间里依然生出对于不被窥视拒绝侵犯的成年和某种神秘未知的神往。
现代人喜欢卖萌装嫩，但真正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地向往成长，记得当时非常愿意和大学部的学生一起混，也经常潜入到那些神奇的画室里，探寻那些传说中的高手的空间。现在看来，那个时代学院的教育不过还是在一种很狭隘的体系之内，人们的见识非常局限，出过国的人很少，大家都是在看画册的学习和想象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当时的中央美院以及附中的图书馆很出名，因为图书很丰富，虽然现代主义之后的画册寥寥，但印象派之前的系统还算是有很丰富的收藏，学生不能借所有的图书，但进口画册很大一部分敞开，附中时每周可以借六本画册，我基本就是每周六本每周六本，试图把学生可以借的进口画册通读一遍。很多时候，美术史的开始都是在这样一种信息匮乏，但无限渴学的误读与思考里得来的。大学部那些个中高手，现在看来，多是在学院系统里对欧洲古典美术史痴迷的技术高手，但事实情况恰恰是，有正统体系的构建的足够扎实，才会有对其叛逆而来的“现代”与“后现代”。
日历上的时间说明这是我在备战考学，附中的灿烂岁月就要向我露出笑容
附中的课程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写生，速写或色彩写生，每周要交作业，平时就是在教室同学之间互相画，或者附中马路对面，美术馆旁边的小花园里，那些下棋打牌的大爷、聊天的大妈都是我们熟悉的模特，这种虚假的生活体验，是在文革遗留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苏联体系里的，很多年很多届的学生，拿出速写作业几乎是一样的，因为“生活”就是那么狭窄，没有更多。附中学生每届的数量并不多，那时的老师好像也非常有热情带着学生出去写生，那个时候没有旅游市场，北京周边的山区和城市景观差距特别大，一进山就像进了另外的一个价值体系，去沟崖去松山林场这样的地方都是要坐吭叽吭叽的慢速火车，常常下了火车，四周就是一片山脊，没有人烟。印象最深刻的是古北口的金山岭长城，我爬过北京好几个片段的野长城，古北口就是北京最北面的关口，这里的长城在当时没有游客，还感觉离城市很远，就像一个遥远的记忆，被遗忘凝固在此刻的现实里，上面落满了时间的尘埃。野长城在当时是真的野长城，完全没修缮，也没人爬，连个入口都很难找到，其中有一段据说是长城在北京这段的最高点，叫望京楼（和现在的望京毫无关系），遥想古代，站在那里，可以遥望整个北京城。我们找到一个入口上了长城，把包、衣服往一块石头后面一塞，空手就上去了，百里之内，长城上下，几乎只有我们这几个少年，在那些残垣断壁之间徒手爬上爬下，越陡峭的地方，山风越凛冽，没有累的感觉，只是一副少年心气，渐渐合拍了古代壮士的雄心的跳动，不说话，不回头。
最令人兴奋的，就是下乡写生了，说起来，依然是在“体验生活”的口号下诞生的教育理念，和知青上山下乡异曲同工，只是这是一个月之内的“有期徒刑”。它的预设就是好像城里孩子没有生活一样，要去农村描绘广大田园，描绘质朴的农民阶层。那时的下乡是真的下乡，都会选择去些北方农村，河北、山东，最远的一次是去陕北，也都是每个人自己背着捆扎好的行李，里面有被子褥子脸盆衣物洗漱用品等等，像真正的远行。我曾在一篇随笔里记下陕北写生时的一个片段，也是当时心境状态的一种写照。
上美院附中的时候常下乡写生，而且真是住老乡家，一扎就是一个月。那时也刻苦，成天从早画到晚。最后一年去陕北，夏天，与我们想象中《黄土地》里贫瘠、苍凉的黄天厚土感觉完全不同，可笑地到处是绿油油的庄稼。日头倒毒极了，中午根本不可能出门，会晒昏的。我喜欢一个人走，也不戴草帽，随便到哪儿，坐下就画。四周视线范围之内不会出现几个人，有也是远远地在另外坡上放羊或种地的。空气十分的干燥，脸上胡乱长出几个坏包。这样的地方随便都可以入画，可你画起来就老觉得纸小。
我就坐在干净的黄土上，看着画着。太阳刺喇喇地晒着，看一眼纸，看一眼景，纸越来越白，景越来越黑，趴那儿画了大半个上午，眼睛都看花了。我只好停下笔来，一阵干干的风刮过，我身上一紧，眼睛慢慢适应了，低头看看刚才的画，发现它空洞而乏味。远处的景色渐渐地调整好了曝光，我安静地坐在那儿。突然就哭起来。黄土地那么大，舒展延绵，太阳依旧过分慷慨地晒着所有的一切，我捧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画具，坐在地上无依无靠无牵无挂无缘无故地哭着，哭得翻江倒海淋漓尽致。直哭得远处一片黑云就阴险地踱过来了。我哭得终于舒服起来之后，抹净脸上的狼藉，收拾一下画具，一溜烟就跑回住处，凶恶的暴雨踩着我的后脚跟就来了。
年轻时多是这样一种荷尔蒙式的情状，在如今价值观彻底翻盘，很难能够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让流行文化孕育的年轻的孩子欣然接受贫瘠乡村的美学，实操起来会有点像如今一个电视节目《变形记》一样拧巴。但在当时，那是我整个附中时期最美好的记忆，所有的阳光灿烂，所有的晚霞娇艳，所有的翻云覆雨，都在那些曲折蜿蜒的沟壑山脊发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也是在那样的情景里有最慑人的启示。
我想，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是百废待兴充满希望，我们所经历的，还是一种类似精英主义的教育，让人会产生“我是人群里的少数”“我们是文化的希望”这样的理解或说错觉，物质的贫瘠让人追求精神的无际、个体的卓越。人成长中，可以从个人经验中和二手经验（读书、通过别人的故事、看电影等等）中获得对人生的认知。年轻时身体性的缘故总过多依赖经验的部分，读书和其它二手经验也是更多地加强身体性的体验的感受。成长之后慢慢具有更多逻辑思维的能力，也更愿意追逐一些终极性的话题。我的个人体会很清晰，差不多一个五年的间隔里，如同一种质变一样，思维的方式和习惯就会有所改变，我想那意味着人和世界的关系，你观察世界的角度在发生着变化，人由此获得不同的对世界对人生理解的维度和深度。这个虽是后知后觉的领悟，但不断发生让我总需要重新调整对世界的视角，这些还都通过作品得到了确切的物化的印证，让我自己在后来的时间里看到。
所有的这些对年轻时光的碎片回忆，也许是我自动筛选，记忆的偏差美化，为了自我建构的需要，但不可否认，八十年代，是我构建精神世界的重要时间，那一刻确定的底色，一生不褪。
2015年12月于北京
向京 Xiang Jing
艺术家。1968年出生于北京，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1999~2007年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雕塑工作室教师，2007年起与丈夫、艺术家瞿广慈一起成立X+Q雕塑工作室。现工作生活于北京。“通过身体说话”曾经是向京的个人标签之一。其重要的个人作品如《你的身体》（2005）、《敞开者》（2006）和《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2007）等等通过艺术家的三个不同创作阶段“处女系列”、“身体系列”以及“全裸系列”来宣告了这种语言的日臻成熟。